《如何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》专栏之三：全要素生产率困惑及其增长潜能的疑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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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天勇谈经济

　　笔者将近5年多的思考进行总结，撰写了《中国：二元体制经济学—增长解释与前景展望》一书，近期将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在此之际，开一《如何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》专栏，谈点自己的心得，与朋友们分享，今天发出之三。

　　周天勇

　　开篇需要指出的是，目前教科书上定义的全要素生产率，（缩写TFP，下同），主要指在现有劳动、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投入产出之外，通过教育、科学和技术的进展，积累人力资本和促进工艺装备技术进步等，额外形成了新的增加值。笔者将其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TFP。但在中国这样的二元体制国家，改革开放释放生产力，也会形成要素投入产出以外的“余值”，即全要素生产率，其应当归于体制改革TFP。

　　国内外经验数据不支持广义技术进步TFP还能高速增长

　　自2011年以后，中国经济增长从8%的速度下降，去年为止的11年中 GDP平均增长速度降低到了6.33%。如果从未来15年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产出增长，加上通常广义技术进步TFP的增长，由于劳动力增长-1.2%，资本增长也放缓并遵循其收益率下降的规律，大概率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.5%到2.5%区间之中。于是，国内外学界许多研究的观点是，增加人力资本和促进技术创新加，在提高TFP水平上想办法，将其增长加速到3.5%上下，能够使未来的经济保持在一个中高速增长的状态上。笔者认为，按照这种想法及其做法，实现理想增长目标的概率很小。

　　从世界各国TFP实际增长趋势变化看，-0.6%—0.5%、0.6%—1.5%和1.6%—2.5%可分为低中高三个速度水平。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TFP增长的经验数据看，支撑中国未来TFP平均增长3.5%的可能性不大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下述观察（1）到（3）的客体，均为已经成熟、正在进展和转轨进入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地区。

　　（1）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大国，人力资本和创新增长状况均不理想。根据格罗宁根大学数据和对其后三年外推补差（若不特别注明，下同）， 2022年与中国人均GDP水平上下5000美元的阿根廷、巴西、智利、土耳其、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国，1978—2022年加权TFP年平均增长为-0.71%。

　　（2）美英法德日韩六国1978—2022年TFP加权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.57%，并且是一个从1.6%到0.3%缓缓下降的过程。其中TFP平均增长速度最高的是韩国，为1.6%；TFP增长对GDP增长贡献比最高的是德国，年平均为52%。

　　（3）转轨国家1995—2022年TFP加权年平均增长1.75%。笔者选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近并能采集到数据的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塞尔维亚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观察，这些国家在体制转轨之前TFP为负增长；之后8年左右的时间中因技术人员流失和教育体制转型等原因，TFP仍然为负增长；20世纪末其经济社会趋于稳定，教育体制趋于正规，科学技术人才待遇提高，外资企业带入先进的技术，1999—2012年间TFP实现了年平均3.58%的高增长。然而，2013—2022年，TFP增长率从1.03%下滑为0.48%，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为0.53%。

　　（4）1978—2022年中国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平均增长0.6%，处于中速水平。同样，观察中国广义技术增长的走势，改革开放力度大的时期，其增长速度也加快，其他阶段速度低甚至为负；并且，从2007年开始，从高到低，呈逐步下降的态势，2022年降低到-0.18%。

　　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放缓之迷

　　全要素生产率似乎在经济增长动能的研究中被神化。一般推论，只要提高TFP水平，经济增长就会加速。然而，笔者阅读和观察了一些文献及数据后，对能不能大幅度提高TFP水平，有无这方面加速增长很强的潜能，感觉迷惑和产生了疑虑。

　　学术研究的质疑。对于科技人力投入增加就会带来TFP加速增长的推断，美国经济学家琼斯分析1980到2000年欧美投入和结果的相关变动关系，发现科学技术人员数量向上向右的投入增长曲线，并没有形成TFP相应向上向右的产出增长曲线。学界将其这称之为TFP“琼斯批评”。另一经济学家菲斯佩奇对此评论：教育、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能力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，结果一般不可能大幅度上升，而呈现为平缓的状态。

　　大规模物质财富工业化高生产率创造的时代变化。人类在物质财富享受为主的发展阶段，钻木取火、野采变种植、蒸汽机、纺织机、化肥、优选种籽等颠覆性的技术，往往在劳动、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，财富暴发式地增长。因为物质财富生产，其可以集中化、规模化和标准化，劳动生产率很高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在特定的阶段中，TFP甚至可能会呈现出指数型的增长。但人类物质财富大规模生产重大的颠覆性技术，从生产方面可能已经穷尽了，从需要方面或许已经没有必要了。

　　服务业低生产率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经济增长速度趋势。一个国家和社会，当工业化完成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时，物质财富享受平稳化和饱和，服务消费需要越来越多，进入服务业增长和高比例发展的阶段。特征是，GDP农业增加比例可能降低到3%左右，工业增值比例下降到25%左右，而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可能快速地从55%上升到60%—75%，甚至80%的水平上。比如，理发不能标准化服务，不能建设日产几百万个馒头的工厂，看牙不能生产线修补，邓丽君不能批量和规模化培养，电影电视剧也不能像制造手机一样生产，给老人也不能提供工业化流水线养牛厂一样的养老院，…等等。因此，服务业规模化、集中化和标准化大规模提供和发展的可能性很小。因此，鲍莫尔提出经济增长速度的服务业“诅咒”：当服务业比重提高来临时，劳动成本上升和生产率下降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。

　　有的学者认为，数字、线上、平台和智能制造等经济有巨大的潜能，会推动经济暴发式增长。我认为还要是冷静地思考和看待。一是智能制造替代劳动力，增加了技术和资本利润对财富的分配，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，收缩了工资性GDP，其生产的财富分配集中程度提高，而收入相对少的人群收入消费率较高，收入越高的少数人群收入消费率则很低和相对有限，导致了宏观生产需求的可能性边界收缩。二是数字、线上和平台，一方面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性，集中的平台性交易极大地节约了时间和成本，加上中国超高楼居住、小区围墙和门口保安，摧毁了街区、胡同、小商小店等网络平面实体经济，立体和网络GDP替代了平面和线下GDP，也使财富分配向平台等技术和资本转移和集中。三是数字经济赋能于如炼钢、发电、医院、学校和产业园等，可以优化工艺流程、能源消耗、商品物流、仓储配送、动力传递、人员配置和财务结构等，虽然可以节约成本和缩短时间，但可能并不增加产出。

　　需求不足时要素利用率下降的TFP收缩。从国内外经济增长的波动看，当陷入生产过剩和需求萧条时，不仅劳动力、装备和场地等普通生产力利用率降低，人力资本和技术装备等创新型生产力也程度不同地被闲置，TFP增长率也同时下降，甚至出现负增长。目前，除了我前几天在“唯有改革收入分配渠道才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”演讲中由于财富分配渠道扭曲造成的需求不足外，还存在着数字、线上和平台等技术资本分配的集中，还有人口收缩和老龄化，形成需求绝对和相对收缩的态势，这就发生了高端人力资本、机器人、智能制造大规模生产出来的财富卖给谁的问题。2022年中国52%的73000万农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，分配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30%，并且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消费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只有43%和28%，说明广义技术进步生产更多财富的可能性，被各类扭曲所压缩的需求所抑制。